去年，南京兩級法院共接到了逾二十起針對ktv的訴訟。這些官司的案情極其類似，訴訟目的也非常單一：唱片公司，或是代表著唱片公司的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下簡稱“音集協”)作為原告出現，要求ktv企業為一直以來的“免費午餐”買單。

免費用流行歌曲和mv招攬生意，是國內ktv的特色之一，以至于讓ktv為之付費反而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事實上，公眾對影視、音樂作品知識產權保護的漠視，也是國內社會的頑疾之一，從2000年開始的ktv歌曲和mv版權之爭，到現在走過了整整十年的歷程，這更是一次有著啟蒙意義的維權運動。

伴隨著十年的努力，ktv領域的啟蒙式維權已經起到不錯的效果，越來越多的ktv接受了付費使用的觀念。現在，代表著著作權人的音集協、音著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正在擴大“戰場”，他們已將南京的兩家商場(賣場)告上法院，對其未經授權使用背景音樂提起訴訟，再下一步，他們的目標可能是一直在吃著這份“免費午餐”的廣播電臺。

法官認為，音樂的全面收費時代已經來臨。明天是世界知識產權日，回顧ktv之爭的十年歷程，對理解知識產權保護意義深遠。

南京ktv 第一案——“主角”是郭富城

自十年前開始的ktv版權之爭，在日本曾有過一段相同的歷史。

王勁松是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的副庭長，他自這個法庭1996年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這兒工作，對知識產權維權史了如指掌。

“日本的版權之爭轟動一時，也載入了史冊，”王勁松介紹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免費使用音樂也是一件被公認的合理、合法行為，但一名叫古拉格的歐洲人獲權到日本維權，他和日本的各商場、電臺交涉，要求收費。這段公案帶來的結果是，現在日本僅音樂版權的收費，每年就達10億美元之巨。

在國內，一開始的過程很類似。 2000年左右，著作權人針對ktv場所的維權開始，在2004年前后，這波浪潮由一線城市轉入如南京這樣的二線城市，面對“天降的橫禍”，南京的ktv 經營業主們一臉茫然，也覺得不可思議。在當初接受媒體采訪時，南京多家ktv均表示，對之持觀望態度，也有的業主明確表示將予以抵制。

江蘇致邦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著作權律師團隊負責人孫蕓律師從2005年起，就開始涉足著作權糾紛類案件。孫蕓說，在2000年時，當時主要是零散的單個權利人即唱片公司在進行維權。

在南京，針對ktv的首起訴訟出現在2004年，就是著名的“華廈卡拉ok案”，原告方是知名唱片公司—— 華納唱片，被告方是當時南京ktv的老牌企業華廈卡拉ok。

這起訴訟中的“主角”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

華納唱片之前制作發行了《郭富城呼風喚愛卡拉ok精選1997》光盤，這其中包括《國王的新歌》、《純真傳說》、《今夜我有點壞》三首mtv作品。華納從華廈的點唱系統里找到了這三首歌和mtv。

雖然華廈卡拉ok當時侵權的不止這三首歌，但華納就針對這三首歌展開了訴訟，原因很簡單，“殺一儆百”，只要這三首歌贏了，就可以迫使華廈卡拉ok為其他的歌付錢，這樣同時還能避開同時起訴幾百首歌的高昂訴訟費。

南京市中院審判認為，涉案的三首mtv，是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受著作權法的保護。華廈公司侵犯了華納唱片所享有的放映權。最后，法院判決華廈卡拉ok賠償華納唱片經濟損失1500元和合理費用5000元。

作為南京市的首例案件，這個判決的賠償數額在全國同類案件中是最少的，對全國后來出現的大量類似案件的意義卻相當深遠。

南京ktv行業已經“被規范”

對南京乃至全國而言，2004年前后的ktv訴訟浪潮是“第一波”。在那一波中，南京的多家知名ktv均前后成為被告。ktv業主們很悲哀地發現，面對訴訟，他們必輸無疑，而如果不用這些歌，他們只能放一些已沒有著作權保護的老歌。只有老歌，誰來光顧呢？

一城一地的出擊，唱片公司力不從心，這時“音集協”出現了。這是一個會員制的非盈利性民間組織，代表著若干唱片公司、詞曲作者和表演者。

截至2009年12月31日，音集協共有會員60家，涉及權利人單位112家，取得授權歌曲83686首。

音集協事實上是這些著作權人的全權代表，音集協在全國各地，基本上以省為單位聘請律師團隊出擊。這些律師們便和公證人員合作，一起出入于各大ktv取證，拿到證據后，就向ktv發律師函，力求在庭前和解——讓ktv付錢。如果ktv置之不理，那法院的傳票就會很快送達。

孫蕓律師說，在南京地區的很多ktv版權糾紛案件中，不少在之前的交涉過程中就達成了和解。“我們并不是以簡單地將ktv告上為目的，而是希望以此來促進這個行業規范，來保護音像制品的版權。”

這個規范的結果，就是讓ktv和音集協簽訂協議，就以后的長期使用達成一攬子協議。

王勁松說，現在通行的做法是，音集協以ktv的包間數為單位收費，在一線城市可達10元左右，而在南京，一般是在7 至9元不等。

目前，南京相當一部分的ktv已和音集協簽訂了使用協議，但音集協仍然沒有放棄，慢慢將更多的ktv告上法庭，去年以來，南京兩級法院就收到了超過二十起訴訟，今年以來，這個數目還在不斷增加中。

“如果最原創性的勞動成果不加尊重，對那些音樂作品不進行保護，那么長期發展下去，唱片公司或者音樂創作人就不會投資或者積極去做音樂。”孫蕓認為。

道理沒錯，但ktv顯然是在被動地規范，據業內人士測算，版權費每一元的付出，需要約十元左右的營業收入才能彌補。ktv業主們只能通過壓縮成本，或者向消費者來轉移填上這個漏洞。

商場和電臺將是音樂版權之爭新戰場

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尊重知識產權是社會的大勢所趨。除了音集協，還有一個名為“音著協”的民間機構，正開辟著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戰場”。

音著協所代表著的，是詞曲作者和歌手，音集協從ktv收來版權使用費后，會把其中的一部分錢分給音著協，音著協再把這些錢分給歌手和詞曲作者。

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不僅涉及到不同身份的人，還有地域的區分。“天王”張學友曾在南京開過一場演唱會，唱的都是自己唱紅的歌，但演唱會結束后，維權組織找到了演出的主辦方，稱組織者侵權，索賠12萬余元的侵權費用。

外人看不懂，這些歌是張學友唱紅的，是他自己的歌，怎么還是侵權。南京中院受理此案后，最終作出了判賠6萬元的判決。因為，這些歌曲音樂的使用，演唱會的組織方并無權利，張學友無論在哪兒開演唱會都得交錢。

與之類似，電視臺的選秀節目中，選手們所唱的流行歌曲，只要不是原創，也通通得付錢。知識產權類維權的普及，在流行歌曲和音樂領域起步早，普及也最為廣泛。

音集協和音著協的分工現在已經明確，音集協繼續瞄準 ktv，音著協則把目標瞄準了一個新興市場，就是類似于商場、飯店和廣播電臺。

王勁松說，南京法院已經收到了針對兩家賣場的背景音樂使用侵權訴訟。相比較ktv，這些訴訟的取證成本要小一點，無須消費，律師和公證人員拿著錄音設備，在商場里錄上幾個小時，捕捉到侵權音樂和歌曲，就可以直接訴訟。

目前，南京的商家在密切關注這兩起案件的進展，因為，這是他們要在未來面對的另一項硬性成本性支出。

而針對廣播電臺的訴訟，南京雖然還沒有啟動，但在未來也是必然。據介紹，律師們會連續幾個小時，或幾天錄一個電臺的節目，將之收集為訴訟證據。

“不能因為之前討了便宜，沒有形成交納版權費的觀念，現在就覺得是多交錢了。”孫蕓律師說，“但是既然意識到這問題，對經營者來說，都必須承擔這部分義務，這都是要為知識產權付出的代價，免費的午餐并不是永恒的。”

而王勁松則認為，版權收費的時代已經全面到來，“試想，如果你自己的作品被人無償使用，你心中作何感想？”

今年1月，音集協召開了第二次會員大會，首次對會員進行大規模正式分配版權使用費。會上說，這次可供分配金額1.2億元。從2007年至今，音集協已在26個省份啟動卡拉ok版權許可工作，累計收到版權費1.7億元。

(采訪獲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大力支持，表示感謝)

網絡時代

每個人都在法律邊緣

南京知識律師事務所劉金鳳律師在另一條戰線工作：她在不同的視頻網站看電影和電視劇，尋找那些沒有獲得授權的在線播放和下載線索。

“一些比較知名的視頻網站里，絕大部分在線播放和下載的電影都是非法的，網站借這些電影招人氣，賺流量，而流量則是他們拉廣告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們樂此不疲，是在知法犯法，”劉金鳳說，自己的苦惱在于，不同地方法院的判罰尺度不同，給自己的工作帶來了比較大的難度。

“在江蘇，一部電影的非法使用代價是5到10萬元，電視劇整部在15萬元左右，但在北京，我們就《大腕》告一個網站，獲得了33萬元的賠償，”劉金鳳說，和ktv領域一樣，訴訟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網站能規范使用。

她說，對大部分網站而言，違法成本很低，一家知名網站每年準備約2千萬元的賠償準備金，但卻不愿和電影機構簽使用協議，因為它的利益遠遠高于這個違法成本。

不僅僅是電影，在網絡時代，個人所面臨的知識產權違法風險也在不斷加大。

南京中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王勁松說，以博客為例，很多人喜歡在博客里嵌入在線播放的音樂，以此來“烘托”氣氛。幾乎所有人覺得這很正常，但實際上這就是侵權。道理很簡單，你是這個博客的制作者，而你用的音樂未獲授權，其他人可以借由你的博客下載、復制音樂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