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以致用 用以促學的思想值得中國半導體產業學習
發布時間:2010/6/24 13:30:00 訪問次數:562
今年semicon期間舉行的中國國際半導體技術大會(cstic2010)上筆者采訪了耶魯大學微電子中心主任、電子工程系raymondj.wean教授馬佐平(t.p.ma),從他的口中,可以感受到中、美高校在產、學、研各方面的差別。
- 51電子網公益庫存:
- AIC1084-1.8
- AMS1505CMA
- AP01N60H
- AP9575J
- AP98T06GP
- BDT64C
- BDT65F
- BDT93
- BT151-500R
- BT152-650R
- BTA06-200A
- BTA06-200GP
- BTA06-600C
首先,獲得研發經費的渠道迥異。以耶魯大學微電子中心為例,其研發經費來自四個渠道。首先是來自美國科學基金會;其次是來自政府和國防部;第三是來自工業界的src(semiconductorresearchcorporation,是由幾十家大的半導體公司出錢,聯合高校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發項目,以提升所有參與公司的競爭力);最后一個渠道是來自企業與高校之間直接的合作。
而中國高校的研發經費來源很單一,主要來自科技部、國家重大專項基金、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科研經費撥款,與產業界合作非常少。造成這種現狀也是由于中國半導體產業自身實力弱造成的,semichina顧問莫大康認為:“由于中國半導體企業自身實力不夠,賺錢能力較弱,無法承擔龐大的研發投入,政府從長遠考慮只能自己出面組織,也正是因為政府主導,使得國家重大專項基金脫離不開計劃經濟的烙印。”
由于研發經費來源上的不同,直接造成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與產業脫節,那么,政府能不能在使用重大專項基金時盡可能地考慮產業界的需求?有計劃地布局?
據t.p.ma介紹,美國工業界組織src的研究方向是由其顧問委員會來決定的,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來申請某些項目。工業界的大公司如ibm、intel等會看得比較遠,他們看到十年以后的方向,但工業界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研發,這部分的研發就會交給高校來做。因此,高校的研發目的性強,而且幾年后就會轉化為生產力。
在項目的定義和選擇哪所高校承接研發方面,src的顧問團盡可能地避嫌。“src的顧問團來自企業,與高校的利益沒有任何牽扯,每個顧問團成員都要簽署一份保證,保證自己與相關項目沒有任何利益瓜葛,以保證其在行使權力時的公正性。”t.p.ma強調。
而中國的重大專項基金盡管也有“專家組”來確定方向和審核,但我們的專家組大多來自高校、科研院所與國有企業,真正來自產業的代表非常少,加之中國無形的關系網,造成產研脫節、資源分配不均等現象。
另外一個問題出在效率上。集成電路兩年就向前發展一代,而我們的“十一五”重大專項從項目初定、一輪輪討論、到項目確定、再到研發經費下撥,一個個環節走下來已經四、五年,國外已經兩代過去了,我們再開始研發還有什么意義?只會與國外先進水平越拉越遠。中國的系統太龐大,運轉起來速度慢,與高科技的發展速度不相匹配。
“研發經費下撥后的監督機制也十分重要,在中國,拿到經費后無人追蹤,或追蹤只是流于形式。”據t.p.ma介紹,在美國,科研項目有嚴格的時間點,特別是一些用于軍事項目和與企業間的合作項目,高校要承受很強的時間壓力。
學以致用,用以促學,不僅是高校,包括政府、企業、乃至全社會都需要共同努力,付諸行動,也許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與理念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諸多方面的差距顯而易見,關鍵在于如何去改善。
今年semicon期間舉行的中國國際半導體技術大會(cstic2010)上筆者采訪了耶魯大學微電子中心主任、電子工程系raymondj.wean教授馬佐平(t.p.ma),從他的口中,可以感受到中、美高校在產、學、研各方面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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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獲得研發經費的渠道迥異。以耶魯大學微電子中心為例,其研發經費來自四個渠道。首先是來自美國科學基金會;其次是來自政府和國防部;第三是來自工業界的src(semiconductorresearchcorporation,是由幾十家大的半導體公司出錢,聯合高校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發項目,以提升所有參與公司的競爭力);最后一個渠道是來自企業與高校之間直接的合作。
而中國高校的研發經費來源很單一,主要來自科技部、國家重大專項基金、以及各地方政府的科研經費撥款,與產業界合作非常少。造成這種現狀也是由于中國半導體產業自身實力弱造成的,semichina顧問莫大康認為:“由于中國半導體企業自身實力不夠,賺錢能力較弱,無法承擔龐大的研發投入,政府從長遠考慮只能自己出面組織,也正是因為政府主導,使得國家重大專項基金脫離不開計劃經濟的烙印。”
由于研發經費來源上的不同,直接造成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與產業脫節,那么,政府能不能在使用重大專項基金時盡可能地考慮產業界的需求?有計劃地布局?
據t.p.ma介紹,美國工業界組織src的研究方向是由其顧問委員會來決定的,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來申請某些項目。工業界的大公司如ibm、intel等會看得比較遠,他們看到十年以后的方向,但工業界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研發,這部分的研發就會交給高校來做。因此,高校的研發目的性強,而且幾年后就會轉化為生產力。
在項目的定義和選擇哪所高校承接研發方面,src的顧問團盡可能地避嫌。“src的顧問團來自企業,與高校的利益沒有任何牽扯,每個顧問團成員都要簽署一份保證,保證自己與相關項目沒有任何利益瓜葛,以保證其在行使權力時的公正性。”t.p.ma強調。
而中國的重大專項基金盡管也有“專家組”來確定方向和審核,但我們的專家組大多來自高校、科研院所與國有企業,真正來自產業的代表非常少,加之中國無形的關系網,造成產研脫節、資源分配不均等現象。
另外一個問題出在效率上。集成電路兩年就向前發展一代,而我們的“十一五”重大專項從項目初定、一輪輪討論、到項目確定、再到研發經費下撥,一個個環節走下來已經四、五年,國外已經兩代過去了,我們再開始研發還有什么意義?只會與國外先進水平越拉越遠。中國的系統太龐大,運轉起來速度慢,與高科技的發展速度不相匹配。
“研發經費下撥后的監督機制也十分重要,在中國,拿到經費后無人追蹤,或追蹤只是流于形式。”據t.p.ma介紹,在美國,科研項目有嚴格的時間點,特別是一些用于軍事項目和與企業間的合作項目,高校要承受很強的時間壓力。
學以致用,用以促學,不僅是高校,包括政府、企業、乃至全社會都需要共同努力,付諸行動,也許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與理念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諸多方面的差距顯而易見,關鍵在于如何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