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大王”褚時健再創業的故事
發布時間:2013/12/10 9:56:39 訪問次數:1024
85歲的褚時健始終繞不開的一段歷史便是其在云南紅塔集團的十八年工作生涯,一個瀕臨破產的煙草廠被打造成累計上繳千億稅收的知名企業,他究竟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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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褚時健接手玉溪煙草廠時已是“知天命”的年紀,51年的人生歷練為其隨后在紅塔集團的一系列大躍進式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支撐。
1928年,褚時健出生在玉溪市華寧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年輕時曾參加過革命,扛過槍桿子;27歲時擔任過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還因犯過“政治錯誤”被劃為右派。1979年,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時健臨危受命,出任當時瀕臨破產的玉溪卷煙廠廠長
“玉溪卷煙廠的煙根本沒法賣出去”,這是褚時健初入煙廠就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而他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關鍵,一是設備破爛,技術手段落后;二是煙葉原料的質量問題。
當時的計劃經濟時代,解決這兩個問題并非易事。褚時健曾表示,當時壓力非常之大,“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很多時候都受到了許多限制。比如,在中國市場上你找不著好煙葉,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產品來,那么就要自己想辦法種植,自己尋找種植基地。但國家規定,原料不準買賣,要調撥,那我們種出來的煙葉要自己買,這條政策就卡到你動不了。”
最終,在解決煙葉原料問題上,褚時健繞過煙草公司,由煙廠自己管理上百萬畝煙田,并且還建立了煙廠的煙草原料基地,直接從煙農手中進原料,煙廠給煙農提供化肥補貼,解決水利和交通等問題,把農民的煙田打造成煙廠原料生產的“第一車間”。
1983年,煙廠的管理權由原來的輕工業部下放給各省政府管理,之前的撥款體制改為了貸款體制,雖說融資制度更為自由,但是當時的規定是,如果不能償還貸款,企業負責人要負相應的法律責任,還要面臨牢獄之災。
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玉溪卷煙廠在褚時健的帶領下還是攬下了當時云南省的大量外匯資金,并且在上世紀90年代,其設備技術水平已達到世界領先。
褚時健在1986年兼任了玉溪煙草公司經理和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成功將玉溪卷煙廠、玉溪煙草專賣局、玉溪市煙草公司合并在一起,實現了產、銷、供的“三合一”制度,大大提高了生產和銷售的效率。
統計顯示,在褚時健效力紅塔的18年中,為政府創造的利稅高達991億元,而紅塔山的品牌價值最后也達到400多億元。
巔峰期黯然入獄
1994年,褚時健被評為全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走到了人生事業的巔峰。“他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為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紅塔集團已經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煙草企業,固定資產從幾千萬到70億元,年創利稅近200億元,甚至有領導將其成為“印鈔廠”。彼時,褚時健個人也成為了全國知名的“煙草大王”,最紅火的國企領導人。
褚時健近年表示,在有成就感的同時,各種麻煩事情也開始不斷出現,其中最繞不開的就是人情。事實上,在褚時健執掌“紅塔帝國”時期,許多人因為“紅塔山”而成為了百萬千萬富翁。許多煙廠紛紛請他去傳經送寶,得到他的批條,就等于找到了發財致富的路子。包括煙商、官員以及干部子弟均紛紛出馬,想跟他搭上線。
當權力集于一身,尤其是批發香煙全憑他的條子和電話時,褚時健開始鋌而走險,人生也從巔峰期急轉直下。
1995年2月,來自河南省三門峽市的一封匿名信檢舉其貪污受賄,當時他的女兒和妻子已經被關在洛陽監獄。據1998年1月新華社的報道稱,褚時健的女兒及其妻子索賄、受賄金額巨大,其中,女兒共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妻子及其他親屬共收受145.5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元港幣及大量貴重物品。
隨后,褚時健本人也被司法指控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1997年,他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集團,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后被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
在這場牢獄浩劫中,最讓褚時健深受打擊的是,其唯一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向硬朗示人的褚時健也不禁老淚縱橫,“我最心疼我的姑娘(褚映群),當時的省委書記告訴我姑娘的死訊時,他都難過得哭起來了。”
2002年,在監獄里待一年,勞改兩年后,2002年褚時健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并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
國企高層薪酬改革
對于褚時健在人生巔峰時期踉蹌入獄的經歷,至今還引發諸多爭議。紅塔集團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
有學者稱,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為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
更理性的聲音則指出,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褚時建的政治和職業生命。
褚時健的案件引發了國企高層薪酬改革的反思,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紅塔集團新總裁拿到了100萬的年薪,而褚時健當了18年的廠長,全部收入僅有60多萬元,不足新總裁一年的工資。
“計劃經濟時代,很多企業家都成為了犧牲品,褚時健個人的悲劇就在于紅塔集團當時屬于政府嚴格管制的企業,應該拿到的收入沒有得到”,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與安全研究所表示。
新任首富王健林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褚時健所受的懲罰是不公平的,“其實當地政府要聰明一點,他拿了一點錢,還不如直接做一個文件,比這個錢再多一點獎勵給他。”
盡管對于褚時健的爭議頗多,但是在2008年,云南當地媒體發布的“改革開放30年影響云南30人物”中,褚時健排名第五,其改革的先行姿態在時隔多年依然得到廣泛認同。
包括王石、柳傳志等當代著名企業家都曾公開表示對褚時健的欣賞和敬仰。而地產大亨王石更是奉其為自己最崇拜的企業家。
年滿85歲的褚時健已收獲了事業的二次高峰,在他75歲保外就醫后,就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搖身一變為“橙王”,他用管理煙廠的經驗治理果園,他的果園年產橙子8000噸,利潤超過3000萬元,固定資產8000萬元,跟他種橙的110戶農民,每年可以掙3萬元到8萬元。
褚時健稱對煙廠的感情還非常深,而如今的煙廠領導對其依然十分尊重。“不管是哪個時代,不管在哪個國家,不會有沒有失敗的士兵的。”
曾經的“煙草大王”,如今被廣泛熟知更多是因為其所種植的水果,一段人生低谷期的老人創業故事被傳頌的同時,褚時健這個名字上更多了一個封號“勵志橙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褚時健帶領云南紅塔集團締造了“紅塔神話”,由于體制沖突下的鋌而走險也讓他被推到了爭議的浪尖。不過,作為見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早期國有企業經理人,褚時健及其所推行的一系列舉措即便在今天看來仍有借鑒意義。http://hsj888.51dz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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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褚時健出生在玉溪市華寧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年輕時曾參加過革命,扛過槍桿子;27歲時擔任過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還因犯過“政治錯誤”被劃為右派。1979年,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時健臨危受命,出任當時瀕臨破產的玉溪卷煙廠廠長
“玉溪卷煙廠的煙根本沒法賣出去”,這是褚時健初入煙廠就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而他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關鍵,一是設備破爛,技術手段落后;二是煙葉原料的質量問題。
當時的計劃經濟時代,解決這兩個問題并非易事。褚時健曾表示,當時壓力非常之大,“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很多時候都受到了許多限制。比如,在中國市場上你找不著好煙葉,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產品來,那么就要自己想辦法種植,自己尋找種植基地。但國家規定,原料不準買賣,要調撥,那我們種出來的煙葉要自己買,這條政策就卡到你動不了。”
最終,在解決煙葉原料問題上,褚時健繞過煙草公司,由煙廠自己管理上百萬畝煙田,并且還建立了煙廠的煙草原料基地,直接從煙農手中進原料,煙廠給煙農提供化肥補貼,解決水利和交通等問題,把農民的煙田打造成煙廠原料生產的“第一車間”。
1983年,煙廠的管理權由原來的輕工業部下放給各省政府管理,之前的撥款體制改為了貸款體制,雖說融資制度更為自由,但是當時的規定是,如果不能償還貸款,企業負責人要負相應的法律責任,還要面臨牢獄之災。
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玉溪卷煙廠在褚時健的帶領下還是攬下了當時云南省的大量外匯資金,并且在上世紀90年代,其設備技術水平已達到世界領先。
褚時健在1986年兼任了玉溪煙草公司經理和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局長,成功將玉溪卷煙廠、玉溪煙草專賣局、玉溪市煙草公司合并在一起,實現了產、銷、供的“三合一”制度,大大提高了生產和銷售的效率。
統計顯示,在褚時健效力紅塔的18年中,為政府創造的利稅高達991億元,而紅塔山的品牌價值最后也達到400多億元。
巔峰期黯然入獄
1994年,褚時健被評為全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走到了人生事業的巔峰。“他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為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紅塔集團已經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煙草企業,固定資產從幾千萬到70億元,年創利稅近200億元,甚至有領導將其成為“印鈔廠”。彼時,褚時健個人也成為了全國知名的“煙草大王”,最紅火的國企領導人。
褚時健近年表示,在有成就感的同時,各種麻煩事情也開始不斷出現,其中最繞不開的就是人情。事實上,在褚時健執掌“紅塔帝國”時期,許多人因為“紅塔山”而成為了百萬千萬富翁。許多煙廠紛紛請他去傳經送寶,得到他的批條,就等于找到了發財致富的路子。包括煙商、官員以及干部子弟均紛紛出馬,想跟他搭上線。
當權力集于一身,尤其是批發香煙全憑他的條子和電話時,褚時健開始鋌而走險,人生也從巔峰期急轉直下。
1995年2月,來自河南省三門峽市的一封匿名信檢舉其貪污受賄,當時他的女兒和妻子已經被關在洛陽監獄。據1998年1月新華社的報道稱,褚時健的女兒及其妻子索賄、受賄金額巨大,其中,女兒共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妻子及其他親屬共收受145.5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元港幣及大量貴重物品。
隨后,褚時健本人也被司法指控貪污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1997年,他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集團,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后被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
在這場牢獄浩劫中,最讓褚時健深受打擊的是,其唯一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聽到這個消息時,一向硬朗示人的褚時健也不禁老淚縱橫,“我最心疼我的姑娘(褚映群),當時的省委書記告訴我姑娘的死訊時,他都難過得哭起來了。”
2002年,在監獄里待一年,勞改兩年后,2002年褚時健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并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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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褚時健在人生巔峰時期踉蹌入獄的經歷,至今還引發諸多爭議。紅塔集團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
有學者稱,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為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
更理性的聲音則指出,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褚時建的政治和職業生命。
褚時健的案件引發了國企高層薪酬改革的反思,在他被判刑的第二年,紅塔集團新總裁拿到了100萬的年薪,而褚時健當了18年的廠長,全部收入僅有60多萬元,不足新總裁一年的工資。
“計劃經濟時代,很多企業家都成為了犧牲品,褚時健個人的悲劇就在于紅塔集團當時屬于政府嚴格管制的企業,應該拿到的收入沒有得到”,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與安全研究所表示。
新任首富王健林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褚時健所受的懲罰是不公平的,“其實當地政府要聰明一點,他拿了一點錢,還不如直接做一個文件,比這個錢再多一點獎勵給他。”
盡管對于褚時健的爭議頗多,但是在2008年,云南當地媒體發布的“改革開放30年影響云南30人物”中,褚時健排名第五,其改革的先行姿態在時隔多年依然得到廣泛認同。
包括王石、柳傳志等當代著名企業家都曾公開表示對褚時健的欣賞和敬仰。而地產大亨王石更是奉其為自己最崇拜的企業家。
年滿85歲的褚時健已收獲了事業的二次高峰,在他75歲保外就醫后,就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搖身一變為“橙王”,他用管理煙廠的經驗治理果園,他的果園年產橙子8000噸,利潤超過3000萬元,固定資產8000萬元,跟他種橙的110戶農民,每年可以掙3萬元到8萬元。
褚時健稱對煙廠的感情還非常深,而如今的煙廠領導對其依然十分尊重。“不管是哪個時代,不管在哪個國家,不會有沒有失敗的士兵的。”
曾經的“煙草大王”,如今被廣泛熟知更多是因為其所種植的水果,一段人生低谷期的老人創業故事被傳頌的同時,褚時健這個名字上更多了一個封號“勵志橙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褚時健帶領云南紅塔集團締造了“紅塔神話”,由于體制沖突下的鋌而走險也讓他被推到了爭議的浪尖。不過,作為見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早期國有企業經理人,褚時健及其所推行的一系列舉措即便在今天看來仍有借鑒意義。http://hsj888.51dz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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