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美國建廠
發布時間:2016/12/22 10:13:55 訪問次數:13678
如何看待曹德旺的舉措?曹德旺美國建廠是否意味著中國制造成本比美國高?企業的稅負到底有多重?中國制造企業還有哪些出路?
一:成本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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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咨詢公司對全球前25位領先出口經濟體作了四個重要方面的分析,認為過去一直被認為是低成本制造業基地的幾個經濟體由于多項因素結合,自2004年來面臨著成本優勢大幅減弱的壓力。例如:據估計,中國相對美國的工廠制造業成本優勢已經減弱。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國中,除了中國和韓國,其他經濟體的制造業成本都高于美國。
飛漲的勞動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力。那么企業的稅負又是什么情況呢?
在國家大力度為企業降成本背景下,新華社記者近日采訪權威部門了解到,因為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稅率設定也不同,衡量企業稅負輕與重,不能片面看稅率高低,而應多維度綜合客觀衡量,包括將企業自身經營狀況和稅費減免情況等都納入考量。
衡量一國稅負水平的高低,可用國家宏觀稅負觀察。
經合組織(oecd)按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徑計算各國稅負水平,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3%,同期我國僅為23.5%,低11.8個百分點。而近兩年,我國仍在大力推進降稅減負。
專家認為,近年來減稅力度不斷加大,未來還有降稅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也提出,明年要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二:企業感覺負擔重?
不論從數字上看,還是實際情況,成本上升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點毋庸置疑。
實際上,成本負重,并不只是出現在中國,而是影響全球制造業的普遍問題。
可為什么“中國制造”的“感受”如此明顯呢?
這和“中國制造”的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密切相關。
首先,以加工組裝起步的“中國制造”,在發展初期,可以說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成本優勢。在經歷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無論從資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優勢都在降低。在制造業所處的階段尚未有明顯的改變,主要依靠低成本獲利的“中國制造”,自然對成本的變化非常敏感。
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企業帶來的影響卻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工信部、制造業領域專家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制造”解決了規模問題,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方面產業梯度轉移,與東南亞等國家相比,成本優勢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產品尚未達到較高附加值,無法消納溢出成本。這“青黃不接”的階段,導致了各種問題的激發。
這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必然方式。沒錯,成本在上升!而且以我們看似難以理解的速度在上升!但也要有自信,“中國制造”自然不會一輩子都吃成本的紅利。把依托成本的規模制造部分轉移出去,把依靠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環節引進來,是我們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在世界主要制造業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包含了產業的各個環節。“撿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國制造”的不二選擇。
三:如何應對成本問題?
成本高是必然,那是不是就甘愿高下去,坐視不管了?當然不是,而且必須要管!
首先,存量要穩住。盡管以加工組裝為主的中低端制造低成本優勢在喪失,但規模仍然是“中國制造”向中高端邁進的重要基礎。我們追求創新驅動、追逐高附加值,同樣也要穩住這些存量。企業減負、政策支持也要繼續推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也釋放出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提振產業發展的重要信號。
專家認為,在向制造強國推進的過程中,關鍵要把握好穩和進的關系,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但是穩不是不作為。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穩的基礎上由成本優勢轉化為創新驅動。
這意味著,為企業減負、支持企業創新驅動的大政策環境不會變。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鼓勵創新驅動。
化解成本負擔最好的辦法是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品牌話語權。“中國制造”的問題要“管”,核心還是營造鼓勵創新的大環境。
行政審批項目繼續減少,投資審批事項大幅縮減,“互聯網+政府服務”等管理和監管模式創新不斷涌現;商事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化,在全面實施“三證合一”基礎上,啟動實施“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投融資體制改革持續推進,投資審批方式不斷改進……
今年以來,有關這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入推進,創業活力得到釋放。前10個月,全國新登記企業數同比增長了28.9%,平均每天誕生1.46萬戶新企業,形成商事制度改革以來的一個高潮。
建設多個產業聯盟,瞄準攻克行業共性關鍵技術;建立國家級創新中心,促進更多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健全對新技術的容錯機制,實行成果轉化激勵,破除人才流動制度障礙……
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之外,也出臺一系列舉措,最大限度尋求合力,讓創新因子活躍起來,科研資金聚集起來,研發成果“轉”起來,努力形成全社會崇尚創新、渴望創新的良好環境。
四:“中國制造”出路?
答案是:提高產品附加值、轉變產業發展方式。
核心是積累“中國制造”的后勁兒,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圖所在。
“中國制造”正在經歷的變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變化,實質是結構的深度調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保持戰略定力,尋求成本之外的競爭優勢。
提高產品附加值。把產品做好,把技術做強。用創新去開啟市場、引領市場,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無論是新科技,還是新模式和新業態,核心都是倚重創新來撬動新需求、形成新動力,打造動能轉換的新引擎。
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已經方興未艾,其發展潛力和影響力不可估量。
創新并不局限于新的領域,新的產業,更重要的是對存量的創新。除了加快發展新興產業,通過工業互聯網等措施,傳統產業也在“老樹發新芽”。
轉變產業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依靠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資金、設備、原材料的利用率,讓產業發展更加健康、集約、可持續。
當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繼續推動降成本。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
也許這話現在說有點早。但沒準有一天,“中國制造”招牌打響,核心競爭力提升,曾經我們給人家做加工配套,反過來人家也會給我們“打打工”。那時,我們也許不用再過分糾結成本問題,而是更關注前沿戰略和未來方向。
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他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計劃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廠。他認為在美建廠的主要原因是國內生產成本高。
在當下中國,一方面,經濟下行,競爭越發激烈,市場對提高產品品質、質量、品牌等要求不斷提高,倒逼著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但另一方面,企業在成本、稅收等方面面臨著較重負擔。
如何看待曹德旺的舉措?曹德旺美國建廠是否意味著中國制造成本比美國高?企業的稅負到底有多重?中國制造企業還有哪些出路?
一:成本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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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咨詢公司對全球前25位領先出口經濟體作了四個重要方面的分析,認為過去一直被認為是低成本制造業基地的幾個經濟體由于多項因素結合,自2004年來面臨著成本優勢大幅減弱的壓力。例如:據估計,中國相對美國的工廠制造業成本優勢已經減弱。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國中,除了中國和韓國,其他經濟體的制造業成本都高于美國。
飛漲的勞動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國的競爭力。那么企業的稅負又是什么情況呢?
在國家大力度為企業降成本背景下,新華社記者近日采訪權威部門了解到,因為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稅率設定也不同,衡量企業稅負輕與重,不能片面看稅率高低,而應多維度綜合客觀衡量,包括將企業自身經營狀況和稅費減免情況等都納入考量。
衡量一國稅負水平的高低,可用國家宏觀稅負觀察。
經合組織(oecd)按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徑計算各國稅負水平,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3%,同期我國僅為23.5%,低11.8個百分點。而近兩年,我國仍在大力推進降稅減負。
專家認為,近年來減稅力度不斷加大,未來還有降稅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也提出,明年要加快推進國企、財稅、金融、社保等基礎性關鍵性改革,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
二:企業感覺負擔重?
不論從數字上看,還是實際情況,成本上升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點毋庸置疑。
實際上,成本負重,并不只是出現在中國,而是影響全球制造業的普遍問題。
可為什么“中國制造”的“感受”如此明顯呢?
這和“中國制造”的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密切相關。
首先,以加工組裝起步的“中國制造”,在發展初期,可以說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成本優勢。在經歷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無論從資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優勢都在降低。在制造業所處的階段尚未有明顯的改變,主要依靠低成本獲利的“中國制造”,自然對成本的變化非常敏感。
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企業帶來的影響卻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工信部、制造業領域專家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制造”解決了規模問題,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方面產業梯度轉移,與東南亞等國家相比,成本優勢逐步降低。另一方面,產品尚未達到較高附加值,無法消納溢出成本。這“青黃不接”的階段,導致了各種問題的激發。
這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必然方式。沒錯,成本在上升!而且以我們看似難以理解的速度在上升!但也要有自信,“中國制造”自然不會一輩子都吃成本的紅利。把依托成本的規模制造部分轉移出去,把依靠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環節引進來,是我們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在世界主要制造業國家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包含了產業的各個環節。“撿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國制造”的不二選擇。
三:如何應對成本問題?
成本高是必然,那是不是就甘愿高下去,坐視不管了?當然不是,而且必須要管!
首先,存量要穩住。盡管以加工組裝為主的中低端制造低成本優勢在喪失,但規模仍然是“中國制造”向中高端邁進的重要基礎。我們追求創新驅動、追逐高附加值,同樣也要穩住這些存量。企業減負、政策支持也要繼續推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也釋放出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提振產業發展的重要信號。
專家認為,在向制造強國推進的過程中,關鍵要把握好穩和進的關系,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但是穩不是不作為。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穩的基礎上由成本優勢轉化為創新驅動。
這意味著,為企業減負、支持企業創新驅動的大政策環境不會變。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鼓勵創新驅動。
化解成本負擔最好的辦法是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品牌話語權。“中國制造”的問題要“管”,核心還是營造鼓勵創新的大環境。
行政審批項目繼續減少,投資審批事項大幅縮減,“互聯網+政府服務”等管理和監管模式創新不斷涌現;商事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化,在全面實施“三證合一”基礎上,啟動實施“五證合一”、“一照一碼”;投融資體制改革持續推進,投資審批方式不斷改進……
今年以來,有關這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入推進,創業活力得到釋放。前10個月,全國新登記企業數同比增長了28.9%,平均每天誕生1.46萬戶新企業,形成商事制度改革以來的一個高潮。
建設多個產業聯盟,瞄準攻克行業共性關鍵技術;建立國家級創新中心,促進更多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健全對新技術的容錯機制,實行成果轉化激勵,破除人才流動制度障礙……
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之外,也出臺一系列舉措,最大限度尋求合力,讓創新因子活躍起來,科研資金聚集起來,研發成果“轉”起來,努力形成全社會崇尚創新、渴望創新的良好環境。
四:“中國制造”出路?
答案是:提高產品附加值、轉變產業發展方式。
核心是積累“中國制造”的后勁兒,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圖所在。
“中國制造”正在經歷的變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變化,實質是結構的深度調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保持戰略定力,尋求成本之外的競爭優勢。
提高產品附加值。把產品做好,把技術做強。用創新去開啟市場、引領市場,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無論是新科技,還是新模式和新業態,核心都是倚重創新來撬動新需求、形成新動力,打造動能轉換的新引擎。
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已經方興未艾,其發展潛力和影響力不可估量。
創新并不局限于新的領域,新的產業,更重要的是對存量的創新。除了加快發展新興產業,通過工業互聯網等措施,傳統產業也在“老樹發新芽”。
轉變產業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依靠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資金、設備、原材料的利用率,讓產業發展更加健康、集約、可持續。
當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繼續推動降成本。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
也許這話現在說有點早。但沒準有一天,“中國制造”招牌打響,核心競爭力提升,曾經我們給人家做加工配套,反過來人家也會給我們“打打工”。那時,我們也許不用再過分糾結成本問題,而是更關注前沿戰略和未來方向。
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他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計劃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建廠。他認為在美建廠的主要原因是國內生產成本高。
在當下中國,一方面,經濟下行,競爭越發激烈,市場對提高產品品質、質量、品牌等要求不斷提高,倒逼著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但另一方面,企業在成本、稅收等方面面臨著較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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