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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河北籍學生張錫綸從中國第一所礦業高等學府焦作工學院畢業，作為一名專業為冶煉學的稀缺人才，他被上海的一家煉鋼廠錄用。抗戰爆發后，上海工業大規模西遷，張錫綸也隨著大部隊輾轉來到了戰時陪都重慶。他工作的煉鋼廠被并入國民政府軍事工業系統，成為隸屬兵工署的第21兵工廠。

      1945年抗戰勝利后，兵工署派遣大量人員奔赴全國，接管侵華日軍遺留下的軍械廠，張錫綸也隨同事來到南京，接收位于雨花臺附近的的日本野戰造兵廠，并在此建立了兵工署第60兵工廠。此時的張錫綸已經是業內有名的煉鋼專家，他在南京立業安家，與相識多年的女友成婚，1948年，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取名張汝京。http://zl1688-1.51dzw.com

      淮海戰役結束之后，解放軍兵鋒逼近長江，粟裕的三野第八兵團已經隔江駐扎在南京對岸，第60兵工廠開始緊急撤往臺灣。已經是國軍上校長官的張錫綸，自知絕對不能留在大陸，于是他和家人帶著尚在襁褓之中的張汝京，跟隨著遷廠的大部隊，于1949年初的一個鉛云密布的清晨，在南京下關登船，啟程前往臺灣高雄。

      除了自己的一大家子人之外，張錫綸還帶走了兵工廠里兩百多位年輕的冶金學徒。在啟程前，不少學徒的父母如托孤一般懇求張錫綸，請求他照顧好孩子。在這之后的幾十年里，張錫綸一直做到兵工廠資深高層，同時也像大家長一般照顧著兩百多位年輕人，幫他們就學成家立業，這些年輕的孩子長大后結婚，張錫綸永遠都是證婚人。

      不滿一歲就被帶到臺灣的張汝京，長大后讀書成績優異，一路考上臺灣大學，并之后前往美國留學，先后取得工程學碩士和電子學博士的學位。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入職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并加入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集成電路的發明人杰克·基爾比（jack kilby）的團隊。在德州儀器，張汝京從研發設計工程師做起，一干就是二十年。

      從60年代開始，華人就在美國半導體行業嶄露頭角，天才工程師和卓越企業家不斷涌現。張汝京在德州儀器的頂頭上司邵子凡博士，就是全球最頂級的芯片制造工廠建設專家。在邵子凡的提攜和栽培下，張汝京迅速成長，前后參與了9個大型芯片廠的建設，遍布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成為業內公認的“建廠高手”。

      由于張汝京的事業重心落在美國，張錫綸和妻子劉佩金在退休之后均搬到美國居住。跟無數從大陸撤至臺灣的老一輩一樣，張錫綸夫婦也是家國情結極重的人，時刻牽掛著祖國大陸。在張汝京事業蒸蒸日上，成為全球芯片行業知名的建廠專家之后，張錫綸問了兒子這樣一個問題：“你什么時候去大陸建廠？”http://zl1688-1.51dzw.com

      父親的問題，在90年代末迎來了解答的契機。1997年，在德州儀器工作了20年之后，張汝京提前退休。經過一段短暫的大陸行之后（后文會提及），他在老朋友的支持下回到臺灣擔創辦了世大半導體，并迅速做到量產和盈利。在此期間，張汝京已經做好了在大陸建設芯片工廠的詳細計劃：世大第一廠和第二廠建在臺灣，第三廠到第十廠全部放在大陸。

      世事難料，迅速崛起的世大引起了行業龍頭臺積電的警惕。就在張汝京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世大的大股東在張汝京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臺積電秘密協商，在2000年1月將公司作價50億美金賣給了臺積電。張汝京事后才知曉此事，自知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難有立足之地，于是毫不拖泥帶水，在收購完成后的第二天便辭職，決定北上大陸再次創業。

      憑借著業內的名氣和世大的成功經驗，張汝京迅速聚攏起一批人才和資金，并開始著手選擇廠址。2000年那會的芯片行業，遠不如現在這般炙手可熱。不過在上海，他們受到了熱情接待，時任市長徐匡迪親自出馬，帶他們來到遍布農田的浦東腹地，向張汝京展示了上海為他們規劃建廠的大片土地。

      2001年4月，在這個叫做張江高科的地方，張汝京的新工廠中芯國際成立了。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兩個名字在中國半導體行業占據極重的分量。

      1949年，張錫綸帶著200名冶金學徒，從南京撤至高雄，建立了規模龐大的高雄六0兵工廠；2000年，張汝京帶領300名芯片工程師，從臺北來到上海，建立了大陸最先進的芯片制造基地。

      歷史在張家父子兩代人之間，完成了一個輪回，但張汝京和中芯國際的艱難歷程，以及背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芯酸往事，才剛剛拉開帷幕。 http://zl1688-1.51dzw.com

      中國第一批走入中國芯片發展史的，是蘇聯式軍事工業和科研體系內的院所專家們，他們從50年代開始建設中國的半導體技術和工業體系，可以總結為一句話：用蘇聯的體系和中國的人才，來追美國的影子。

說是追美國的影子并不為過，集成電路行業本身就是誕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1958年9月12日，張汝京日后的上司杰克·基爾比（jack kilby）在德州儀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塊集成電路，成功地實現了把電子器件集成在一塊半導體材料上的構想。1959年7月，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在仙童公司突破了集成電路的平面制作工藝，為大規模工業量產奠定了基礎。

      基爾比和諾伊斯被并成為集成電路的發明者，在他們大放異彩的年代，中國人正在經歷“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而這時大洋彼岸的硅谷已經顯露雛形，仙童、intel、amd等大批公司相繼在50-60年代成立。與美國對應的是，中國在1960年成立了以中科院半導體所為代表的大批研究機構，并在全國建設數十個電子廠，初步搭建了中國半導體工業的“研發+生產”體系。

      這套體系最初能夠緊追美國，得益于一批回到新中國的半導體人才，如黃昆、謝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吳錫九、林蘭英、黃敞等前輩大師。在他們的帶領下，蹣跚起步的中國半導體行業做了兩大貢獻：一是保障了“兩彈一星”等一批重大軍事項目的電子和計算配套；二是為中國建立了一套橫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導體人才培養體系。

      但在產業化方面，成就卻寥寥可數。1977年7月，鄧小平邀請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半導體學界靈魂人物王守武發言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一。”一句話就把改開之前中國半導體行業成就和家底，概括地八九不離十。

但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屬難得。王守武是美國普渡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職批斗，備受誣蔑和誹謗；中國半導體物理的奠基人謝希德，被整成走資派后，每天工作是掃廁所；而拉出中國第一根硅單晶棒的林蘭英，父親因為做過國民黨的縣黨部書記，被造反派在火車上毆打致死，林蘭英自己也受屈辱。http://zl1688-1.51dzw.com

幾十年后回顧這段歷史，總是有人試圖用一句“無私奉獻”將他們的這些經歷一筆帶過，并喜歡大聲質問芯片從業人員：你們為何不效仿前輩們舍身忘我的啃干糧精神？

      改革開放之后，打開國門的中國人猛然發現，美日的半導體產業也已經將中國遠拋身后，差距在10年以上，韓臺也在迅速超過中國。但除了少數專家外，上至廟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國人對這種差距和追趕的難度普遍認識不足，比如在1977年，總設計師問王守武：“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嗎？”

      領導的殷切關懷，催生了中國獨特的產學研模式：通過運動式的集中攻關，來突破某一項技術。這種方式在不考慮成本和良率的軍工領域內是有效的，如兩彈一星，但在產業化和民用化方面，基本上是死路一條。時至今日，中國集成電路學界領很多“達到國際水平”的成果，只具備“展示和驗收”功能：一經專家評審會通過，就束之高閣生銹落灰，極少走向市場。

      531戰略是在1986年針對“七五”提出的，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并在全國多點開花建設集成電路制造基地。從1986年到1995年，陸續誕生了無錫華晶、紹興華越、上海貝嶺、上海飛利浦、和首鋼nec等五家公司。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首鋼nec的誕生和失敗。

      首鋼涉足芯片制造是在1991年，那會兒的首鋼是北京的牛逼單位，財大氣粗不差錢，掌門人周冠五更是連中央領導都不放眼里。1991年12月，首鋼喊出了“首鋼未來不姓鋼”的口號，跨界芯片，與nec成立合資公司，技術全部來自于nec，工廠“對著日本圖紙生產”。盡管nec提供的技術不算先進，但恰逢行業景氣，1995年的銷售額就達到了9個多億。

      受此激勵，首鋼準備再接再厲。2000年12月，首鋼找了一家美國公司aos，合資成立“華夏半導體"，投資13億美金做8英寸芯片，技術來源于aos。但很快，2001年it泡沫導致全球芯片行業低迷，aos跑得比兔子還快，華夏半導體沒了技術來源，很快夭折，而與nec的合資公司也陷入虧損。2004年，首鋼基本退出芯片行業。

      這是大型企業受地方政府“鼓勵”跨界做芯片的第一個案例，未來還會不斷重演。據說首鋼當年規劃的轉型方向只有地產做的還不錯，這種強烈對比蘊含的道理，足夠很長時間來玩味和琢磨。http://zl1688-1.51dzw.com

      面對越拉越大的差距，1990年9月電子工業部又決定啟動“908工程”，想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有所突破，目標是建成一條６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產線。項目由無錫華晶承擔，芯片技術則向美國朗訊購買，但最終結果是：行政審批花了2年，技術引進花了3年，建廠施工花了2年，總共7年時間，投產即落后，月產量也僅有800片。

      嚴重虧損的華晶只能尋求外部幫助。曾經創辦茂矽電子的臺灣人陳正宇當時正在尋找機進度大陸，便與華晶談判，拿下了委托管理的合同。為了改造華晶，陳正宇求助于老朋友張汝京。張汝京當時剛從德州儀器退休，他來到無錫后，僅用了半年時間（1998年2月-8月）就完成任務，改造后的華晶于1999年5月達到盈虧平衡，項目才得以驗收。

      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的“908工程”，使中國半導體又浪費了5年的寶貴時間。在無錫華晶還卡在0.8微米無法量產時，海外主流制程已經達到了0.18微米，差距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5年，電子工業部又提出實施“909工程”，投資100億人民幣，由上海華虹承擔，與nec合作，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親自掛帥。在萬眾矚目下，建國以來最大的電子工業項目于1996年啟動了。

      近些年習慣了強國語境的年輕人，很難想象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面對與發達國家的恐怖差距時的那種絕望。909工程在國家領導人“砸鍋賣鐵”的批復下啟動，頂著巨大壓力背水一戰，克服了華晶七年建廠的悲劇，于1997年7月開工，1999年2月完工，用了不到兩年即建成試產，在2000年就取得了30億銷售，5.16億的利潤。

       到了2001年，華虹nec也遭遇了芯片行業的寒冬，全年虧損13.84億，這時批評又紛至沓來，無數媒體指責“光靠砸錢做不起芯片”。這時候的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三星越虧越投的“反周期大法”，更沒有人了解張汝京的“蓋廠一定要在行業低潮期”的理論，因此盡管華虹在2004年之后便恢復業績穩定，但在之后的十多年，再也未能獲得國家資金支持擴建升級。

      總結從1978年到2000年的歷史：早期缺乏統一規劃，蜂擁引進國外淘汰的生產線，但這些設備在摩爾定律的驅動下，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變成廢鐵；后期國家出面組織三大戰役，屢敗屢戰，最終通過“909工程”為大陸留下了一座勉強算合格的上海華虹。平心而論，這個階段中國與海外水平的差距，并沒有顯著縮小。

      這些項目未能取得預想中的成功，深層次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芯片行業更新速度太快，制程升級一日千里，國內八九十年代這種沒有連貫性的“擠牙膏”式投入，必然會陷入“引進-建廠-投產-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效果很差；二是半導體相關人才實在是太弱，根本無法吃透引進來的技術，遑論自主研發。

      另外，西方國家先后用“巴統”和“瓦森納協議”來限制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高科技設備，同意批準出口的技術通常比最先進的晚兩代，加上中間拖延和落地消化，基本上中國拿到手的技術就差不多落后三代左右。這種限制在上述重大工程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人才問題，率先在2000年左右迎來了轉機，大批有海外留學經驗、在頂級芯片公司工作多年的半導體人才，在這一時期回到中國。 http://zl1688-1.51dzw.com

      在西雁東飛的回歸潮中，中星微的鄧中翰于1999年回國，中芯的張汝京于2000年回國，展訊的武平和陳大同于2001年回國，芯原的戴偉民于2002年回國，兆易的朱一明于2004年回國，他們帶著豐富的經驗和珍貴的火種，跳進了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歷史進程之中。

來源：創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