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電話是人們溝通、社會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正因為此，電話難打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典型現象，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電話裝不上、打不通、聽不清”仍在困擾著人們。

歸根結底，因為當時通信發展水平落后，供給能力不足。1949年，我國電話普及率僅0.05部/百人，也就是說，每1萬人才擁有5部電話。到1979年，我國電話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0.41部/百人。改革開放之后，隨著通信業體制機制的調整以及新技術的采用，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程控交換技術的上馬，推動我國電話事業走向大發展，“電話難打”的矛盾逐漸消除，只是在大家的記憶中留下了許多可說的故事。

公用電話傳呼聲飄蕩數十年

“15號三樓王阿姨，儂兒子伐回來切夜飯了！”這親切的叫電話聲，曾在老上海的弄堂里“激蕩數十年”。這也是我國電話發展初期的縮影，很長一段時間，私人電話鳳毛麟角，公用傳呼電話承擔了溝通重任。

早在1952年，上海就全面開辦公用電話傳呼業務。在當時一篇名為《開辦傳呼電話記事》的文章中寫道：“第一家找的對象是長壽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小煙雜店，店主聽到要在店堂裝公用電話非常高興，而且三分錢一次傳呼費不無少補。裝上電話不久，這家店果然生意興隆，消息傳開，申請裝公用電話的信就接連而來，就此，我們的局面就打開了。”

文中的煙雜店，就是當年公用電話傳呼業務的“第一陣地”。

很多老上海都有這樣的回憶：煙雜店里，擺著一臺黑色撥盤式電話機。當時的電話號碼是六位數的，手指伸進撥盤上的圓孔，沿順時針方向撥六下，遇到忙音則再來一次。一個店里一般配有1-2位傳呼員，基本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老爺叔，傳呼費3分錢一次，打電話4分錢一次。

出生在延安中路多福里的錢先生是一位50后，家中排行老幺的他，小時候與父母和四個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弄堂二層樓。出生起，他就記得弄堂口的煙雜店門口，掛著一塊“公用電話”的牌子。

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公用電話亭，但只能接聽和撥打市內電話，不能打長途電話。如果要打長途，必須要到郵局。早年郵局設有電話隔斷室，小小的隔斷室，門口寫著1、2、3、4、5，只能容納一個人。撥打長途，需要去郵局提出申請，向郵政人員說明所要撥打的地址。

“早年打長途時需要等待，由郵局的人先接通才可撥打。有緊急的事，都打電報。電報早期每字3.5分，拍電報都是惜字如金。60年代有一次，老家的親戚過世了，一位電報員騎著快車來我家送信，我父親當天晚上就坐火車趕去了。”錢先生回憶說。

公用電話傳呼業務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直到后來，電話走進千家萬戶的日子。

線務員從閑到忙 見證電話大發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進入電話大發展時期。眾多用戶申請安裝電話，這段時期，安裝電話的線務員們成為最忙碌的人，他們奔走在城市和鄉村，將電話線牽向千家萬戶。

王顯玉就是其中一位，那段歲月，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記憶。

1978年，王顯玉還是一位剛滿20歲的“小鮮肉”，在上海市電話局技校學到一手維修的絕活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話局中華分局擔當一名線務員。盡管年輕人生機勃勃，可初入社會的王顯玉卻過得很“清閑”，因為電話在社會上根本就是件稀罕物，裝得起電話的家庭可謂是鳳毛麟角。

在工作的前十年，王顯玉或許也猜不到電話這塊“璞玉”何時才能夠洗盡鉛華，大放異彩。

重組為電信業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中國移動成立后，作為一家新晉運營商，以靈活的市場經營思路迅速打開市場，成為移動通信時代的領軍企業。中國移動打造了全球通、神州行、動感地帶三大品牌，在高端市場、大眾市場、校園市場份額均占據領先地位，廣受市場歡迎，用戶規模連年高速增長。2009年我國3G牌照發放后，中國移動還承擔了建設運營我國自主知識產權3G標準TD-SCDMA的使命，為我國移動通信事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移動用戶激增，手機幾成必需品

2013年，我國發放4G牌照。在中國移動等運營商的努力和產業鏈的鼎力支持下，我國移動通信產業進入了新時代。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底，我國已有超過640萬座基站，移動用戶總數達到15.7億戶，人均擁有1.1部手機，實現了歷史性飛躍。

中國移動的貢獻尤其突出。在4G時代，中國移動繼續承擔了建設運營我國主導的TD-LTE標準的重任，建成了全球最大的TD-LTE 4G網絡，激活了TD-LTE產業鏈，極大提升了我國在世界通信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移動牽頭的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TD-LTE）關鍵技術與應用項目獲得了2016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截止2019年6月30日，中國移動基站數已達到398 萬個，其中，4G基站達271萬個，覆蓋全國超過99%的人口;用戶總數達到9.35億，4G用戶數突破7.3億。